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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与职业体育一度有不少难以协调的矛盾：对职业运动员而言，是选择接受地方体育征召参赛还是选择自己的职业赛事，是个“鱼与熊掌”的问题。如今，随着我国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两者的矛盾相对消解，无论是全运会相关项目合理地安排赛期，还是地方体育局“政府购买服务”，都让全运会与职业体育的关系逐渐融洽，从“松绑”走向“互助”。

在中国竞技体育重要赛事排行榜上，奥运会毫无疑问排在首位。但随着体育产业、职业体育的不断发展，竞技体育一些项目从体制内走向职业化市场，是四年一届的全运会更重要还是去国外参加网球四大满贯抑或参加中超、CBA这样的职业联赛更重要，或许大家的答案就不一致了。

早些年，由于奥运会、全运会的奖牌直接计入地方体育局的量化考核目标中，和职务升迁、奖金分配以及重点项目调整直接相关，因此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对全运会奖牌“锱铢必较”，不仅使得职业体育为全运会“让路”成为国内体坛的“潜规则”，还出现了服用兴奋剂、弃赛罢赛等情况。而不少职业赛事运动员因为“不情愿”被征召出征全运会，“出工不出力”的情况同样存在。

随着中国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化、职业化的浪潮冲击着体制内的坚冰，全运会与职业体育之间难以协调的矛盾逐渐减少，从“破冰”“松绑”走向了良性的互动互助。虽然这样良性的互动互助方兴未艾，但竞技体育在体制化与职业化的道路中有更多的选择，让中国体育有了更好的期望和憧憬。

政府购买服务成为全运会与职业体育融合发展的关键之道。从高尔夫到足球再到篮球，政府购买使得地方体育部门不用再对这些项目“大包大揽”，而是可以放心地交给职业俱乐部。而这些职业化发展程度高的运动队，也不再是被动地为地方体育部门争金夺银，而是既为地方体育争了“面子”，又为梯队建设挣了“里子”。

在今年天津全运会的男足U18和U20的项目中，上海代表团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让老帅徐根宝带领他的青年军和上港俱乐部青年梯队站上了全运会舞台，而这两支队伍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老帅徐根宝带领上海U18男足夺得了该项目冠军，而成耀东率领的上海U20男足则以小组第一晋级四强。

对这些不到20岁的足球小将来说，全运会不仅是他们崭露头角的舞台，同时也是吸引国家队和俱乐部高层目光的时刻。在男子U20小组赛中，国足U20领队孙继海就在场边观战，考察和挑选U20国家队的成员，上港俱乐部的总经理隋国扬、青训总监麦斯同样在看台上观战。

在上海U20男足对阵江苏的比赛中独中两元的小将江子磊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全运会的舞台对将要走上职业联赛道路的年轻球员来说非常重要，“一方面通过比赛积累经验，取长补短，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是展现大家技战术水平的好机会，所以我的目标就是打好每场比赛，多进球”。

全运会与职业体育正越来越互动融合，互助发展。一方面，全运会为青年职业运动员提供展示的舞台，成为他们走向职业化的前哨站；另一方面，著名职业运动员征战全运会，也为全运会带来了很高的关注度和市场价值，使得全运会不再完全是“自娱自乐”的体制内赛事。如果说张继科、马龙、林丹这些超级巨星难免还有“体制内”的身份，那如周琦、郭艾伦、易建联和刘炜则是职业化球员的代表。这些明星运动员在全运会赛场上的竞技，不仅让全运会赛事更加“吸睛”和“吸金”，更让各地的体育迷们对家乡代表团平添归属感。

对职业选手，全运会比赛的时间安排也更为人性化。例如，全运会男女网球单打比赛就安排在八月中旬，王蔷、张帅等职业运动员不仅可以参加八月底开始的美国网球公开赛，还可以把全运会的赛事当做很好的测试赛、热身赛。

“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职业化同样很好地服务了全运会。天津全运会江苏女排霸气十足，决赛中轻松地以3：0战胜上海队夺得冠军。这支被称为“小国家队”的江苏女排，拥有惠若琪、张常宁、龚翔宇等国家队主力球员。谈到江苏女排的成功，江苏省体育局局长陈刚表示，正是2014年江苏女排成立了职业俱乐部，使得职业化的发展带动了女排队伍的成长。“俱乐部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正是排球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释放了江苏排球的能量，职业化成为江苏女排问鼎全运会的有力保障。”陈刚说。

但全运赛事与职业体育之间有些矛盾依然存在，比如全运会打乱了不少职业运动员参赛安排、地方体育工作的统计口径等。但本届全运会针对其中一些也做了不错的尝试。比如说体制内体育投入过大而群众体育投入不足的问题，本届全运会首次设立群众赛事，激发了大家关注和参与的热情，势必也将带动群众项目的发展；再比如针对体育人才的“地方保护主义”，通过跨队交流、联合组队等方式来打破垄断，也不啻为有益尝试。应当看到，目前而言，这些尝试尚不能根本性解决矛盾，这也意味着体育改革前进的脚步不能停滞。

全运会与职业体育，在体育改革的春风下，已不再是矛盾激烈的对立面，在春风化雨里，日益成为互动、互补、互助的“好哥俩”。